东汉是隶书的高峰期

东汉是隶书的高峰期

　　汉承秦制，西汉初期实行六书，隶书已成为官书，经过汉初整理推广，出现许多优美隶书作品。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西汉“绝无后汉之隶”，西汉前期的隶书没有发展到后汉时那样成熟是事实，但西汉晚期隶书也已基本成熟，已接近东汉成熟的隶书，因为字体的发展不会因朝廷变化而截然分开、断裂，总是渐变的过程。如果论其艺术、风格水平不如后汉则不尽然。如长沙马王堆汉墓（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出土的帛书、简牍，虽然尚留有篆书的遗意，但和秦律简相比，这种遗意已少多了，已是隶书的写法，结体也已是扁方形，转折也已方折，横画的波势明显，其中《老子》乙本，字体结构严谨，端正秀丽，取势自然，大小、粗细变化，疏朗明快，赋有书卷气（见图129）。《老子》甲本、《战国策》（见图130），则写的较有草意，自然率意。安徽阜阳汉文帝前元十五年（公元前165）汉简，结体处纵势，波磔分明，撇捺笔收笔重，方圆笔并用，线条均匀，风格古雅，已向成熟隶书发展，这种基本成熟的隶书，虽然体势纵长，那是适应竹简的长条的形制（见图131）。河北定县出土的汉宣帝（公元前73－前49年）时的竹简，已完全摆脱篆书的影响，已是成熟的定型的隶书体，与东汉的碑刻隶书已无不同了，只是石刻和墨迹的区别（见图132）。敦煌出土的“天凤五年简”（公元18年）等以字体论都是成熟的隶体，只是书写水平不同而已（见图133）。可见西汉晚期的隶书已经成熟，如果碑刻盛行，已有可能出现后汉的碑刻隶书了。不过西汉时期物质相对说还不甚丰富，统治者的奢侈之风尚不如后汉，立碑的习俗尚未形成。然而西汉也留下少数刻石，其中如著名的《五凤刻石》，公元前56年立，是汉代最早留下的一块刻石（见图122），也是篆隶的过渡体。全石疏密相间，纵横交错，虚实变化，特别是“年”字竖笔超长的写法，受汉简写法的影响，颇有特色，为后人仿效。《孝禹刻石》也是较早的一块刻石，为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刻，尚有篆字结体遗意（见图 134）。又《孟残碑》，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刻，是根据死于丙申之岁二月推算出来的。罗振玉考证“”字同“（琼）”字，书风宽博雄伟古穆（见图135）。《莱子侯刻石》是西汉最著名的刻石，天凤三年（公元16年）刻，在山东邹县，杨守敬认为此刻石书风苍劲简质，是汉隶中最古最高的石刻，艺术性强。线条刚劲，收放有序，疏密相间，错落变化，但不适宜初学临习（见图136）。《三老讳字忌日刻石》（见图124），石在杭州西泠印社，隶书，线条简直刚硬，结体自然随意，古朴肃穆。《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永平六年（公元63年）刻，原刻在岩石壁上，现已移至汉中博物馆。由于石质坚硬，线条细瘦，结体大小、长短、宽窄不一，形成满盘布局，但因线条细硬，所留空白多，故又显得空灵，结字古拙，章法奇特，风格有趣，但不宜初学（见图137）。

　　从西汉时期的竹简和刻石的隶书看，由于两者书写工具、材料不同，在结体、笔法、风格方面都有各自特点。简书在狭窄的长条竹木片上用毛笔书写，决定了书写和书体的某些特点。书写水平也有高低之分，如写简册、文献的书者一般水平较高，字体恭正，格调典雅，属上品；而敦煌等西北地区出土的一般属于下级军吏所书公务、生活的简牍，书写水平就不那么高，当然也有写得很好的。西汉时期简牍书的特点：一是早期简牍隶书，在结体、笔法上还留有篆书的遗意，晚期的隶书才摆脱这种情况，成为成熟的隶书体。二是简牍隶书一般都有倚侧取势，或左高右低，或右高左低，用笔或撇笔重，或捺笔重，横画则或起笔轻收笔重，或起笔重收笔轻，已有明显的波势或蚕头燕尾，竖笔往往出现超长的笔画。章法字距较大，显示舒松的布局，也有字距紧密的。而西汉刻石则变化比较丰富，早期也有篆书遗意，但不多，大小、纵横变化，结体随自然结体，转折方圆笔共用，线条较匀称，无简牍中隶书的笔画轻重变化悬殊，具有明显的刀味，这就是西汉时期隶书的概况。

　　东汉是隶书的高峰期。那时虽然有纸了，但质量、数量都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除了简牍以外，东汉碑刻所留存隶书成为主要的资料。《文心雕龙》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纪功述德的风气盛行。所谓碑，指长方形的条石，分碑额、碑身、碑座。碑上所刻文字称碑志，其序为传，其文称铭，有碑阳碑阴之分，两侧为碑侧。立于墓道称神道碑，埋于墓里称墓志，或称墓志铭、圹铭。圆顶的石碑称碣。东汉留存下来的碑碣数量很大，隶书风格丰富多采，有的秀丽多姿，有的粗犷厚重，笔法多样，所以清代王澍在《虚舟题跋》中说：“隶书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东汉时期留存下来的碑刻据不完全统计约170余种，现分类简介如下：

　　第一类，雄强博大，浑厚古朴。此类碑刻的书法，结体宽博，笔画厚重，笔力雄强，布局茂密，气势磅礴，古朴有趣。如《祀三公山碑》，元初四年（公元117）立，（见图138）是东汉时期最早的一块碑，书体多直线，但有篆书萦带笔意，运笔自由，尚处于篆隶过渡阶段，气格博大，雄伟古朴。但不适宜初学。《封龙山碑》（见图139），立于延熹七年（公元164），是河北元氏县五大名碑之一，是成熟的隶书体。结体宽博优美，线条平直，波磔明显，笔力遒劲挺拔，撇笔飘逸，捺笔厚重，章法茂密中有疏朗，风格雄强中有秀逸，是隶书成熟早期的代表作。《嵩高庙求雨铭》，刻于熹平四年（公元175），为堂谿典求雨而刻，堂是《熹平石经》厘正和书写人之一，石经有部分与此铭书风一致，是名家手笔，线条平直，结体严谨，笔力强劲，竖画厚重，章法丰满，但少韵致（见图140）。《衡方碑》立于建宁元年（公元 168），在山东济宁市，记守卫宫门卫尉卿衡方生平事迹，用笔平正强劲，波磔飘洒自然，特别是碑额题字，方圆结合，极有趣味，刚柔并济，伸展舒畅，曲直自如，错落有致（见图141）。《西狭颂》刻于建宁四年（公元171），记修治西狭险道纪文，在甘肃成县。刻有“从史位，下办仇静字汉德书文”的题名，汉碑少有题名，这是其中之一。结体宽博，笔画挺拔舒展，章法疏朗错落，书风雄劲古穆，气势宏大（见图142）。《郙阁颂》，摩崖刻石，建宁五年（公元172）刻，在陕西略阳县，颇似《西狭颂》，方正沉雄，古朴厚重。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吾常爱《郙阁颂》结体茂密，汉末已渺，后世无知者，惟平原（颜真卿）章法结体独有遗意。”说似《西狭颂》，但两者比较，也大有差别，前者挺拔远胜此碑（见图143）。《鲁峻碑》立于熹平二年（公元173），在济宁市博物馆，雄伟丰腴，劲拔古雅，然而损毁严重（见图144）。《樊敏碑》建安十年（公元205）立，宋后碑佚，清道光重现四川，但系重刻本。结体宽博雄强，古朴浑穆。（见图145）

　　第二类，方正端直，劲健峻拔。此类碑刻的结体虽有大小错落，但总的方正劲直，笔画挺拔，以方笔或方圆并用为主，起收笔劲利峻爽，圭角森严，风骨凌厉朴茂。如《张迁碑》，立于中平三年（公元 186）。据考证碑文中“既、且”两字系“暨”字之误，又按帖本第十二页“东勒九夷，荒远既殯”，“殯” （殡）字应是“”（滨）字才通，又文中“有张是辅汉卅载”句，“是”应“氏”字，翁方纲认为是后人立碑时因撰者、书者轻率造成的错误，认为书法“古直苍浑”，“端直朴茂”。是碑书法水平较高，结体善于变化，笔法丰满，章法虚实错落（见图146）。《乙瑛碑》，立于永兴元年（公元153），在曲阜碑林，是汉名碑之一。结体严谨，收放适度，纵横协调，笔画劲直，线条平正，转折奇变，“口”字成偏斜角，赋有装饰趣味，挺健华丽，是学书者的重要范本，适宜于初学隶书。何绍基《分隶偶成》说：“朴翔捷出，开后来隽利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清方朔跋云：“《乙瑛》立于永兴元年，在三碑（另指韩、史晨两碑）为最先，而字的方正沉厚，亦足以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王蒻林太史谓雄古，翁覃溪阁学谓骨肉匀适，情文流畅，汉隶之最可师法者，不虚也”（见图147）。《鲜于璜碑》刻于延熹八年（公元165），现存天津文管会。结体严紧中能宽绰，任其纵横大小，自然取势，协调一致，体态庄重，笔画浑厚，转折斩钉截铁，遒劲挺拔，凝重中时出奇趣，尤其碑阴，结体奇变，错落有致，更赋奇趣。整饰端庄可学碑阳，奇趣变化可学碑阴（见图148、149）。《张寿碑》，立于建宁元年（公元168），原在山东城武县。清方朔认为此碑“字体遒紧方整，起笔作势皆可法，与《武荣碑》的碑额相似，汉隶中之妙品也。”据传邓石如三十岁以后学此碑，日日临写，才得其趣。杨守敬认为“书法开北魏楷书先路，要自古雅。”结体紧密中放纵，收放鲜明，富有姿态，时出奇变，笔画方峻，其钩笔甚似魏碑体中的方笔。其结体放纵，歪斜长短皆成趣，在不正中求正，手段与图194、195的“二爨”有异曲同功之妙（见图150）。《礼器碑》立于永寿二年（公元156），在曲阜碑林，是汉代名碑之一，被评为汉碑第一品。四面环刻，清王澍称有 “五节八变”之妙。说第一节第一变是碑文的“序”，笔力劲挺，力在画外，姿态秀美；第二节第二变为铭文，纤劲秀丽，清超绝尘；第三变为韩勒题名，笔法飘逸，波捺如韭叶；第四变为韩勒后八人题名，风韵曲雅，清圆超妙，自然生动；第三节第五变为碑阴八人题名，韵味甜美，更为自然飘动，天真烂漫，行文左右错列而不离中心线，妙趣无穷；第四节第六变为碑的左侧，笔致纵绝，别开生面，清劲超越，放纵而不离规矩；第七变为碑的右侧，兴味甜足，清秀劲挺；第五节第八变为后增提名部分，字体斜侧，笔法自然，别有妙趣。翁方纲认为是七人所书。王澍说：“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为奇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奇，不可端倪”（《虚舟题跋》）。杨守敬也认为： “汉隶如《开通褒斜道》、《杨君石门颂》之类，以性情胜也，《景君》、《鲁峻》、《封龙山》之类，以形质胜者也，兼之者惟此碑，复而论之，寓奇险于平正，寓疏秀于严密，所以难也”。难在情趣和法度之统一，能相互融合，故此学者必须注意两者的关系，善于观察其结合点，如果只注重法度，则易于呆板；如果只注意情趣，则易于潦草，如果能得两者，则能得此碑之精髓（见图151、152）。《孔宙碑》，立于延熹七年（公元164）。孔宙为孔子十九世孙，孔融之父，是泰山郡治安官，碑在曲阜碑林，是汉碑中名碑之一。杨守敬认为书法“波撇并出，八分正宗”，“无一字不飞动，仍无一字不规矩”。朱竹坨也认为 “书法纵逸飞动，神趣高妙”，更有说它“规矩整齐，一笔不苟，而姿态却自横溢，有《卒史》之雄健而去其板滞，化《韩》之方辐而有其清真。”康有为认为此碑“碑阴笔意深，昔人以为如蛰虫盘屈。”可见其书法高深，字字韵味甜足，精彩动人，又不离法度，适合初学者（见图153）。《郑固碑》，延熹元年（公元158）立，在山东济宁市。清万经评说此碑“笔法坚劲”，杨守敬称：“是碑古健雅洁，在汉隶亦称杰作，尤少积气，《礼器》之雅也”。翁方纲认为其“密理纵横兼之，此古隶第一”。笔画放纵而有姿态，结构严密而符合法度，适合做范本，但学习时既要注意严密法度，更要注意灵动恣致之处（见图 154）。《韩仁铭》，立于熹平四年（公元175），原在河南荥阳县。杨守敬认为此碑“清劲秀逸，无一笔尘俗气，品格当在《百石卒史》之上。其碑额篆书九字，其结构随字自然结体，纵横体势，变能统一，行间茂密，与碑文为同一人书，可称双绝”。避免俗气，可学此碑（见图155）。《校官碑》，光和四年（公元 181）立，在江苏溧阳孔庙。清方朔认为此碑“字体方正淳古，有西京篆初变隶风范。东京中惟《衡方》、《张迁》二碑如其结构。”杨守敬跋云：“方正古厚，已导《孔羡碑》之先路，但此浑厚，彼峭厉耳” （见图156）。《夏承碑》，建宁三年（公元170）立，原在河北永年，久佚。清王澍认为：“此碑字特奇丽，有妙必臻，无法不具。汉碑之存于今者唯此绝异，然汉人浑朴沉劲之气，于斯雕刻已尽，学之不已便不免堕入恶道，学者观此，当知古人有此奇境，却不可用此奇法”。明王世贞跋云：“其隶法时时有篆籀笔，与钟（繇）、梁（鹄）诸公小异而骨气洞达，精彩飞动。”可见此碑有早期篆变隶的笔意，笔画圆转，用笔奇丽，但少规正，不宜初学，学则易落斜路恶道（见图157）。

　　第三类，法度森严，秀丽多姿。重法度，重规范，或纤劲有力，或秀丽姿致，奇姿多态但都在规范中变化。如《曹全碑》，中平二年（公元185）立，在西安碑林。对此碑，历来评价很高。如清万经说它 “秀美飞动，不束缚，不驰骤，洵神品也。”孙退谷认为“字法遒秀逸致，翩翩与《礼器碑》前后辉映，汉石中至宝也。”杨守敬跋说：“前人多称其分法之佳至以之比《韩》、《娄寿》，恐非其伦。常以质之孺初。孺初曰：‘分书之有《曹全》，犹真，行之有赵（孟頫）、董（其昌）’。可谓知言。”此碑结体严谨收敛，甚有规矩法度，笔画伸展而有姿致，秀美遒逸（见图111）。《史晨碑》，两面刻，前碑立于建宁二年（公元169），后碑立于建宁元年（公元168），在曲阜碑林。以书风论，两碑似一人书，是汉隶代表作之一。法度森严，刻工精细，但损泐严重，乾隆时曾洗碑、提升过碑身，建国后又提升过。故拓本有卅五字和卅六字之别。清万经《分隶偶存》说此碑“修饬紧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凛不可犯。”方朔跋云：“书法则肃括宏深，沈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杨守敬《平碑记》云： “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不可及，此种是也。”其书法具有典型、肃穆，学此碑不会走斜路，但要注意勿拘束（见图158、159）。《熹平石经》，刻于熹平四年至光和六年（公元175－183），包括《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公羊传》、《论语》等内容。东汉灵帝时，由堂谿典、杨赐、马日等文人对五经文字正定后奏请朝廷批准，立于太学前。因熹平年间刻立，故称《熹平石经》。《后汉书》曾误记为三体，与曹魏《正始石经》混同。到宋时赵明诚才辨别。此石经传为蔡邕书，其实是和堂谿典等多人所书。此石经书法应规入矩，讲究法度，结构紧密，收放有度，运笔从容，但行笔造型比前成熟代表作已有变化，如出现折刀头的用笔。已趋向后期的风格（见图 160、161）。《华山碑》，延熹八年（公元165）立，原在陕西华阴县西岳庙中，明代毁于地震。末行有“郭香察书”，有谓书者，也有谓郭香者“察书”也。清朱彝尊评说：“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此碑结体严谨，收放、疏密、粗细变化适度，运笔沉稳，笔力遒劲，笔法细腻灵动，古朴中有流丽，方整中有秀巧（见图162）。《张景碑》立于延熹二年（公元159），书风近似《韩仁铭》，潇洒秀雅，雄强气魄差于《封龙山》，结体紧密，布局匀称，线条秀逸，富于神采，学习时要精细（见图163）。《孔彪碑》，建宁四年（公元171）立，在曲阜碑林。清孙承泽跋此碑说：“书法娟美，开钟元常法门矣。” 杨守敬跋云：“碑字甚小，亦剥落最甚，然笔画精劲，结构谨严，当为颜鲁公所祖。”李瑞清跋云：“此碑用笔沉着飘逸，大得计白当黑之妙，直与刘熊抗衡，学者得此可以尽化板刻，脱尽凡骨矣”（见图 164）。《汉朝侯小子碑》，西安出土，无年月。秦文锦跋文称：“书体在《孔宙》、《史晨》之间，逊其浑厚而劲利过之，亦妙刻也。”结体严紧，运笔爽利，笔画利索，意态文雅（见图165）。《杨叔恭残碑》，建宁四年（公元171）立。清方朔评论说：“书法古雅秀挺，有合《韩》、《史晨》二家意思。碑侧题名则跌宕疏秀，不拘故常，亦不异《韩碑》阴、《史晨碑》末，可宝也”。杨守敬、康有为也都认为此碑书法古雅端正，碑侧则纵肆姿意（见图166）。《子游残石》，元初二年（公元115）立，现存河南安阳市文化馆。康有为认为《子游残石》有拙厚之形而气态浓深，笔颇而骏，殆《张黑女碑》所从出也。”结体横扁，纵横自然，笔画厚拙而骏利，风格挺峻（见图167）。

　　第四类，舒展峻拔，飘逸洒脱。此类书体结构舒展，自然率意，笔画方折峭拔，纤劲飘拂，笔势放纵。如《石门颂》亦称《杨孟文颂》，摩崖类隶书，建和二年（公元148）刻，原在陕西褒城县褒斜谷石门崖，现移至汉中博物馆。书体宽博舒展，气势宏大，用笔圆劲自然，含蓄蕴藉，挥洒自如，奇趣跌宕，独具风格，被誉称为“隶中草书”。《金石萃编》著者王昶称： “是刻书体劲挺有姿致，与《开通褒斜道》摩崖隶书字疏密不齐者，各具深处，推为东汉人杰作。”杨守敬说：“其行笔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毓秀一派皆从此出。”清张祖翼说： “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此刻写法颇为特殊，既是隶书结体笔法，而行笔却具草情，“命”等下垂超长之笔是刻石罕见之笔。其结体收放变幻莫测，时出奇趣，潇洒飘逸，天趣盎然。用笔柔中有刚，含蓄蕴藉，凝滞中挺拔流畅，收敛中能放纵。学此碑需要有一定基础后才可学（见图168）。《杨淮表记》，摩崖刻石，在陕西褒城石门西壁。书法与《石门颂》相伯仲，康有为称为“润泽如玉，出于《石门颂》而又与《石经论语》近，但疏荡过之。”结体错落胜于《石门颂》，隶体草情，天真浪漫，中锋用笔，起收随意，刚硬古拙，不宜初学（见图169）。《阳嘉残碑》，阳嘉二年（公元133）立，结体方正挺劲，古拙天真，线条质直，纤劲有力，可治多肉软骨病（见图170）。《沈府君神道阙》，无年月，在四川达县，左右两阙。康有为认为是“隶中之草”，结体严谨之处收得紧，放时纵情而去，撇捺超长，犹如弯刀，锋锐劲利。笔意爽骏，秀丽飘逸（见图171）。《武荣碑》，无年月，在山东济宁县。额阳文隶书“汉故执金吾丞武君之碑”（见图172）。清万金认为：“额字极秀逸可爱，碑文字拘迫不甚工，逊额远甚。”杨守敬则认为“淳古而峭健，流丽而圆结，汉碑佳品亦分法正宗，不得以字少而忽之。”碑额结体错落而规正，笔画劲丽而秀逸。碑文则较古拙，有淳古之趣（见图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