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盂鼎为西周早期康王时的重器，铭文19行，291字，内容记载周康王追述文武受命、克殷建邦，后来朝野因酗酒丧师亡国，周代则忌酒而兴，命铸盂引以为戒，尽心辅佐王室的故实，清道光初年在今陕西眉县礼村出土，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
谈及《大盂鼎》 ，有必要回顾早期的中国文字。应当说，迄今为止，有据可考的文字自然当数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但甲骨文已采用“六书”构字方法进行造字，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并且从殷商开始便突然大量涌现，很显然，在此之前应当还有一段相当长的文字萌芽和演变过程。但遗憾的是，在这两千多年的漫长时间里，我们中国的文字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至今依然是个谜。
商代，是甲骨文和金文并存的时代，由于二者书写“工艺”的不同，它们都始终保持着各自的风格特征和审美内涵。不过，从书法的角度看，二者都不是墨迹，也就是说，它们都还不能最真实地反映出商人日常书写的真实原貌，但由于考古在这方面至今未发有新的发现，遗存墨迹又寥如晨星，故今人只能在二者中寻觅古人用笔的端倪。相比之下，甲骨文大多用单刀契刻，难以体现书写原貌，而金文则可以更多地显示出墨书原迹，体现出原书笔意。
应当说，商代的青铜器铸造技术是相当精湛的。不过，当时的铭文都很简短，一器之中往往只有数字。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字数要多一些。
西周，是青铜器发展最兴盛的时期。周人立国后，各方面都继承了商代传统，一方面对商文化进行大量的学习与吸收，同时，青铜器制作和铭文书法也随着对礼制的进一步提倡而获得极大的发展，不仅青铜器数量可观，而且，一器之中的铭文一开始便出现长篇大作，如成王时的《令彝》字数就达187字，同商代的“少字数”铭文相比，可谓洋洋大观了。
西周早期金文就书风而言，大多承袭殷商余绪，笔道首尾出锋，结构谨严精到，布局参差错落而富于动态美、韵律美。不过，如果细分，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质朴平实，以《利簋铭》为代表；二是雄奇恣放，如《保卣铭》、《作册大方鼎铭》等；三是凝重诡异，如《何尊铭》、《康侯簋铭》等，而这类铭文中风格最突出，书法成就最高者当首推《大盂鼎》了。
《大盂鼎》虽属西周早期金文，但书法体势严谨，结字、章法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端严凝重，并达到了十分精美的程度，加之器形巨大，造型端庄堂皇、浑厚雄伟，故作品更呈现出一种磅礴气势和恢弘的格局，从而为世人所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