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伯多造像记》亦称《姚文迁造像碑》，《姚伯多兄弟造成石文像》。 姚伯多造像碑是迄今所知最早的道教造像碑，它作于北魏太和二十年 ( 公元 496 年 ) ，正书。高1.30米，厚0.30米，宽0.72米，顶座均失，榫迹尚存，四面雕刻。1936年迁置耀县碑林，现藏陕西耀县博物馆，和药王山其它石刻一起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碑四面刊刻，正面现存６２４字。有碑阴，笔画细瘦，别具丰神。此碑为道教造像碑，造像记写、刻很特别，其用笔有方有圆，有藏有露。书体楷中兼隶意，形体结构也与一般楷书、隶书迥然有别，字形大小、斜正变化十分自由活泼，显得古朴稚拙。但又能拙中见巧，巧中寓拙，而别具一格。造像记的撰书者可能出自下层粗通文墨的人所为，故别字很多。从刻石中许多行款不齐、大小参差的情况来看，似未曾书丹而直接用刀代笔刻在石上的，显得非常自然谐调，得天然的意趣，字里行间也表现出一种奇物的个性，是北朝书法的异品。于右任曾将此碑与《广武将军碑》、《慕容恩碑》一起推崇为“秦中三绝碑”。
附录：
北魏姚伯多道教造像碑主尊之名考辨
李 凇
姚伯多造像碑是迄今所知最早的道教造像碑，它作于北魏太和二十年 ( 公元 496 年 ) ，现藏陕西耀县博物馆，和药王山其它石刻一起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碑的资料已两度发表，第一次是 1965 年的《考古》杂志，刊有“耀县石刻文字略志” ， 介绍得很简略①。第二次是 1987 年的《考古与文物》杂志，刊有“耀县药王山的道教造像碑”一文，介绍得详细一些②。两次介绍都忽略了——或者说还没有解决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 姚伯多造像碑的主尊之名，即姚碑到底供奉何神？
“耀县石刻文字略志”在介绍姚碑时，仅摘录了该碑发愿文中一小段核心文字，曰 : “太和廿年 (496 年 ) 九月四日，姚伯多、伯龙、定龙兄弟为七祖眷属敬造皇先君文石像一伛”。再无它文③。这里，姚伯多实际上己经说出了他造的神像的名称，只是我们不熟悉它，需作一番推敲。
“耀县药王山的道教造像碑”一文，对该碑介绍得较为详细，并附录了全部发愿词。其文首先对姚碑神像之名进行了推敲，称：
“龛正中造‘皇先君文'之像。‘文'为何人，不可考……姚氏对‘皇先君文'之像，备加推崇……文，戴道冠，聃耳长颈，衣着不显。双手置于腹前，作结跏趺坐状……《续修陕西省通志稿》仅收姚碑之正面发愿词。其附记中把‘皇先君文，说成‘正面刻佛像'等语，显系有误”④。
依上之意，姚碑主尊为“皇先君文石像”，进而，为“皇先君文”，即“文”者。果乎 先说识字。北朝碑刻之字，颇多难识，其原因在于随意添加笔画甚至改变字形。此碑所谓“先”字即为一例。为碑文“皇先君文石”五字之中，唯所谓“先”字颇为可疑。按其实际笔画，该字写作“ ”，字体为楷兼隶。大概是因为字形上近似“先”字，两次介绍都读作了“先” ( 我在一篇文章中也审读不细，未对原碑，沿用此说 ) ⑤。
“ ”是何字 我认为是“ ”，即“老”。
“老”字在北朝碑刻中通行两种写法，一为“ ”，一为“ ”。后者“ ”字由两字组合而成 :老人。《颜氏家训杂纂》云 : “先人曰老”。今存北朝碑文字，凡‘' ”字皆读作老。日本著名汉字书典《角川书道大字典》列举了五块北朝碑文及墓志 ( 即北魏张猛龙碑、李壁墓志、张宁墓志、东魏王偃墓志、北齐刘碑等造像 ) ，五例中均将“老”字写作“ ”⑥。笔者在陕西临潼县博物馆的一块造像碑上，也发现了这个字，即北魏孝昌三年造像碑。该碑主龛为道像，持扇，戴道冠，着道袍。主龛右侧刻有字一行，上端已残，其后为“太上 君一躯”，当为“太上老君”无疑。另一例为西安碑林藏北周铸马仁道教造像碑，碑文称“敬造石老君像一区”，“老”也是这样的写法。隶书或楷兼隶的书体上，较为随意的手书“人”字常被写作“ ”或“ ”，捺上再加二笔或三笔。这种写法一直延续至今，被认为是“人”字不规范的一种常用写法，我们都很熟悉，不用多辩。因此，姚碑之“翘”字即为“ ”字，姚碑主尊应为“皇老君文石像”，而非“先君”。
“皇”者，君主，即太上。《汉书》四四《淮南厉王传》薄昭与长书 : “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国便事，而欲以亲戚之意望于太上，不可得也。”颜师古注“如淳曰 : 太上，天子也”⑦。鉴于此，“皇老君”即可解为“太上老君”。这和临潼孝昌三年造像碑的主尊是一致的。
那么，“文”字又作何解呢 我认为有两种解释可供选择。
其一，它与“释迦文佛”一同有关。释迦牟尼，梵辩证 Sakyamuni, 又译释迦文尼，再略为释迦文、释迦、释氏。《太子瑞应本起经》上注曰 :“释迦文，天竺语，释迦为能，文为儒，义名能儒。”显然：“ 释迦牟尼”是更准确的音译。“释迦文”的译法大概是考虑到了“文”与“儒”的内在联系而兼有义译成分的音译词。在南北朝的佛教造像中，常用释迦文佛一词。如梁“普通四年释迦立像完”云 : “弟子康胜发心敬造释迦文石像一躯”，而其它一些造像碑中又常略作“释迦像”一躯。看来，“释迦文像”和“释迦像”是相同的意思，“文”字或为可有可无之字。既然，释迦文像即为释迦像，那么“皇老君文石像'‘不就是“皇老君石像”吗 道教徒仿照佛教徒的做法，给太上老君的名字添了一点“文儒”的尾巴。如同“释迦文”之“文”字不必追究一样，“皇老君文”之“文”亦无须追究。
还有一种可能性我认为更有道理，即“文”字作其本意解。“文”之本意为彩色交错、花纹、纹理。《礼·乐记》 : “五色成文而不乱。”《易·系辞》下 : “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既然“文”由五色成，“文石像”不就是彩绘之石像吗 考姚碑主尊原物，三位主尊坐像与四位胁侍立像均极简陋，主尊之五官轮廓尚能看清，但四肢与躯体非常简略，各以一凸起的圆条状形体表示。就浮雕艺术的造型语言来说，似乎是不能再简单了。考察造像的现状、造像与完底石质的关系，我们可以相信，原物并不是因为残损而至于如此的。换言之，现存物与原初物不会相差太远。然而，姚氏家族对如此简陋的造像，评价却是出乎意料的高，其发愿词对本尊造像赞曰：
“营构装饰极工匠之奇雕，隐起形图 若真容现于今世，倚错尽穹项之制，修来清颜有若真对。”“神像功就，于兹有缘，安所仁理，不垂不偏，其图玉莹，绮 交连，既建岳峙，与山齐连。”
姚氏的评语与实物差距很大，如何理解这一现象 我认为，存在着一个补充环节：彩绘。造像之不足，由绘色补之。千五百年后之今日，色彩脱尽，我辈所睹，谅非原色也。
在雕塑上进行彩绘，是中国雕塑史上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做法 ( 古希腊、古埃及亦然 ) ，远者如地下之秦汉陶俑，近者如地上之莫高窟泥塑和云冈石刻，均为塑（雕）绘结合。从姚伯多碑碑侧的浅浮雕供养人像的凿造情况看，姚碑的工匠完全具有东汉画像石工匠一般的技巧，但在凿造高浮雕 ( 主龛像 ) 时却缺乏相应的经验和技术，他们当然会运用传统的方法，在粗糙的石形上进行彩绘，甚至还可能敷以薄泥后再彩绘( 这是北朝部分佛像的做法 ) ，以达到“若真容现于今世”的造像要求。这就是彩绘石像——文石像。
因此，我认为，所谓“皇先君文石像”并非一位名叫“文”的“皇先君”像，而是太上老君的彩绘石像，这就是姚伯多造像碑的主尊。如果以上推沦成立，我们就找到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太上老君像 ( 魏文朗造像碑虽然年代比姚碑早，但其道像的身份却未明确——参见笔者另文⑧ ) 。
还有一例可以侧面支持本文的论点。 1958年在陕西彬县出土了一件彩绘石道像，该像高43 厘米，道像为坐形，右手执扇，左手已残，头戴道冠，身着双层翻领道袍，腰束带。背后刻有荷花纹头光及火焰纹，两侧各有一花朵，像下方为二马⑨。石像通体彩绘，面部为桔色，头发为白色，道袍为蓝色，荷花为红绿二色交替，马为黑色，火焰纹为桔红色。石像背面及两侧均有刻铭，其中有“开皇三年”和“白显景造道像”等字⑩。此像的凿造时间 ( 开皇二年为公元 583 年 )距姚伯多造像碑不到一百年，彬县位于关中之西，耀县位于关中之北，两地相距也不远。由于历史的原因，白显景造像得以保存彩绘，可作为我们认识姚伯多碑的参照。或者说，白显景描上的鲜艳色彩，即应是姚伯多碑的原型。
注 释：
①③耀生“耀县石刻文字略志”，《考古》月刊 1965 年第 3 期，第 134 页。
②④韩伟、阴志毅“耀县药王山的道教造像碑”，《考古与文物》 ,1987 年第 3 期，第 18 页。
⑤李凇“关中一带北朝道教造像的几个基本问题。”载《美术史研究》，岭南美术出版社待刊稿。
⑥ ( 日 ) 伏见冲敬编《书道大字典》，角川书店刊，东京，昭和四十九年，第 1781 页。
⑦《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第 566 页。
⑧李凇“北魏魏文朗造像碑考补”，《文博》双月刊， 1994年第 1 期，第 52 页。
⑨笔者曾在一文中将此像中二马误为二驴，见“一块北魏羌族的道教造像碑”。《中国道教》1994 年第 3 期，第 32 页。
⑩王仁波主编《汉唐丝绸之路文物精华》，第 156 页，龙出版 ( 香港 ) 有限公司， 199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