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隶书碑刻。篆额题《西岳华山庙碑》。延熹八年(165)立于陕西华阴县西岳庙中。一说作于延熹四年。《金石萃编》载：碑高七尺七寸，宽三尺六寸，字共二十二行，满行三十七字。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毁于地震。以后该庙所存者为重刻。
此碑碑文乃记述帝王修封禅，祭天地事。此碑书法于整饬端严中饶有变化，为学汉隶者所重。因碑末有“郭香察书”四字，引起历代学者议论，有认为是“郭香察”书的，也有认为“郭香”察莅他人之书的，更有唐徐浩《古迹记》直指为蔡邕所书，“察书”(意即检查校对)者为郭香。但他并未提出充分的证据，说明何以是蔡邕所书。此说一出，影响甚大。如宋洪适《隶释》、清顾炎武《金石文字记》、顾南原《隶辨》以及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等，即均沿徐说。明郭宗昌《金石史》及赵崡《石墨镌华》乃开始对此说提出怀疑，而认为真正的书丹者当是郭香察。《石墨镌华》书前目录中《华山碑》下，题“郭香察书”，《金石史》则直称《华山碑》为《香察碑》。近世学者，基本上已确认郭、赵之说为是，而以启功先生的文章论辩最详(见《启功丛稿》，中华书局1981年版)。
此碑与《礼器碑》一样被誉为汉隶中典范，端雅轨正，冲和遒密，字、行距齐整，波磔秀美，有庙堂之气，为隶书正脉。明郭宗昌《金石史》称其“结体运意乃是汉隶之壮伟者”。清代隶书名家金农曾盛赞“华山片石是吾师”。清代朱彝尊评此碑说：“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金石文字跋尾》）。刘熙载也说：“汉碑萧散如韩敕、孔宙，严密如衡方、张迁,皆隶之盛也，若华山庙碑，磅礴郁积，流漓顿挫，意味尤不可穷极。”（《艺概》）翁方纲则说：“朱竹垞于汉隶最推是碑。以余平心论之，则汉隶自以《礼器碑》为最。此碑上通篆，下亦通楷，借以观前后变割之所以然，则于书道源流是碑为易见也。使人易见者，非其至者也。”(《两汉金石记》)
此碑在唐代已被重视，当有其拓本，但未流传下来。传世原石旧拓本有四。
一、长垣本，亦称“商邱本”。因明代曾藏长垣(今属河南)王文荪处，入清后藏商邱宋荦处，故有此两称。其后为陈崇本、永理、端方所递藏，后有吴让之、朱彝尊、宋荦、陈崇本、翁方纲、阮元，何绍基， 翁同龢等人题跋。为宋拓早本，后归日本中村不折氏。
二、华阴本，亦称“关中本”。明代曾藏华阴商云驹、云肇兄弟之墨庄楼，后归郭宗昌、清代王宏撰，朱彝尊、端方等递藏，帖后有郭宗昌、王铎、翁方纲、钱谦益题跋，现藏故宫博物院，
三、四明本。原拓整张裱轴。 为四明丰道生所藏，藏宁波丰坊之万卷楼，又归宁波天一阁范氏，入清先后归榭山、钱大昕、阮元、端方等人，后归香港胡惠春。1975年胡惠春捐献文化部文物局拨故宫博物院藏。裱轴四周有翁方纲、陈崇本、阮元、何绍基等人题记，几百年来不缺不烂，赖以窥见原碑全貌，为他本所不及。
四、顺德本，即金农金冬心藏本，上有金农好友马曰璐、马曰琯兄弟“小玲珑山馆”钤印数枚，故有“玲珑山馆本”之说。惜缺二页计九十六字。晚清时，广东顺德李文田(1834-1895)督学江西,以三百金俸银购得，成为他“泰华楼”中的珍品。曾延赵之谦从钩本中补缺二页，胡钁又从长垣本中重钩二页。光绪末年，两江总督端方曾用尽心机,想从李氏之子手中收购此帖，但未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此拓本归香港利荣森先生之“北山堂”，后利氏捐赠此帖,以庆祝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新厦落成及文物馆成立，现藏香港中文大学。以上四本均有影印本行世，另有香港《书谱》所刊贞汉阁藏宋拓本，实系伪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