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最大的幸事，奠过于认识启功老师，并且登堂人室学习书法。这难得的机遇之所以发生在我身上，并且谱写出近乎传奇的经历，缘于我对书法的挚爱和对能写出震撼我心灵、引发我内心极大美感的字体的启功老师的崇拜。
为什么挚爱与崇拜的情感在我身上体现得如此强烈，这不能不说到我的家庭及早年的学书经历。
我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按传统的说法，算得上书香门第。“忠厚传家，诗书继世”．就是我们家几代的家风。
忠厚无须多说。我家几代人都安分守己，而且与人为善，乐于助人。与邻里、同事相处融洽。朋友甚多，口碑颇佳。
诗书继世，据我所知，已然五代。我家祖籍南京，曾祖父即读书人，一生无作为。祖父凭科举入仕，曾做过旅大知州，他虽是晚清的官员，思想却与时俱进，让唯一的儿子即我的父亲上新学。我父亲在上世纪30年代获得东北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大学法律系两个毕业证书，毕业后做过法官、奉天《盛京时报》的记者，因为写抗日文章被捕入狱……而后开店、办厂，均以失败告终，看来血脉中就没有做生意的基因。
我外曾祖父是广东人，是科举制度的牺牲品。他一生苦读，赴考多次，均名落孙山。他的学生都能中举，他的考卷写得太好了，以至主考官总怀疑是抄袭而弃之。连续的打击使他精神几近失常。外祖父毕业于江南水师学堂。曾任职北洋水师，因眼睛近视看不清旗语而退役，在东北以教英语为生。曾在沈阳开办英文学校。他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即我母亲和小姨。我外祖父的思想比我祖父还超前，两个女儿自小和他学英语，稍长即人新学堂读书。我母亲18岁时就只身赴丹东教英语。1929年又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深造……
新中国成立后，我父母同时进入教师队伍。1952年，我上小学一年级，读书和写字就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内容。
我于写字也算有点天赋，上小学四年级时我作业上的字，就受到我姐姐的赞扬．她多次拿我的作业给我母亲看。其时，我姐也不过15岁。但她的字写得娟秀、大方。我经常学她的字，慢慢地，就超过她了。
小学生写的是铅笔字，可真正上书法课，我的毛笔字却写不好。有一次，同桌写完了规定的字数，将毛笔搁到砚台边。我便向他借毛笔一用，居然得心应手，这才知道，问题出在书写工具上。我家穷，买不起好毛笔，又因为是写小字，我的笔经常掉毛不说，还出叉不出锋。这是我第一次明白书写工具的重要。回家让大人买了好毛笔，并且找来字帖照着临习，便颇有长进。
临帖的过程得到我父亲的帮助。父亲写得一手标准的“张裕钊体”，笔画转角处内圆外方，结构内紧外松。倘若当时有中国书法家协会，依老人家的水平，入会没问题。可惜他被错划为“右派”，长年劳动改造，在家时间不多，心境也很恶劣。所以对我的辅导如蜻蜒点水，作用有限。
记得上高中一年级时，学校举办一次书法比赛。我那时正临写一本赵
孟颊的《五柳先生传》，于是用赵体写了一幅字参赛，居然得了第二名。将奖状拿回家里，父母姐弟皆大欢喜，同院的姑姑还赠我一块清代的墨块，上书“松烟”二字，非常精美。我舍不得研用，便将它作为纪念品而珍藏至今。因为这次获奖．促使我将书法艺术作为终生的爱好和不懈的追求。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不可能有什么远大的目标，更想不到Et后写字还能卖钱，只是想将字写得更美观，得到更多的人的赞赏。
我读书在北京五中。是北京市重点中学 【天津的书法家www.shufaai.com】，校风很好。学校每两周出一期黑板报，刊名“红五中”。我们班字写得最好的是班长富汉彰。学校便指派富汉彰和我两个人负责书写黑板报。使用粉笔和钢笔又有很大的不同。写不完一个字，粉笔尖就磨平了，笔画就变粗了，所以须时时转动粉笔。黑板报要写给全校上千名师生看，所以写得格外用心，这对我也是一次次难得的历练。
上高三时，我的班主任兼政治老师是张国模先生。他写得一手漂亮的粉笔字。每次上课，他都提前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好讲课提纲，一笔不苟，美观大方，引得不少同学都放弃了休息，跟他学字了。张老师以他的书法示范无形中提高了学生的写字水平。当我大学毕业走上教师岗位后，我一直以张老师为榜样。将板书作为上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字写得清楚易识，
而且力求美观，再加上行气和章法的讲究，对学生很有吸引力，培养了大批书法爱好者．出现了一届又一届的“启功体”书法承继者。
1964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班上，我仍然算得上几个写好字的人之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我父亲是“右派”，没有哪一个红卫兵组织接纳我。我除了与中学时代的同学交往，就是埋头写字。当时能书写的内容就是“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诗词”。我除了练字还写了不少毛主席诗词送给同学。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69年我认识启功老师前，我都处在一种自行练习、摸索、追梦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