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氏篡魏后，大封宗室、功臣，对曹魏官制略有改动，这对辨识西晋的官印极有帮助，如“后军司马”（图2.3-142）、“熊渠将印”（图2.3-143）、“殿中中郎将印”（图2.3-144）、“常山典书丞印”（图2.3-145）、“渭阳邸阁督印”（图2.3-146）等，皆可与文献相印证。
三国的官印在风格上基本延续了东汉，三国之间在风格上也没有大的差别。
一般而言，曹魏官印较为秀劲，孙吴官印较为朴茂，蜀国官印较为粗犷，魏、吴有极少数印章在印面上加用了边框。由于三国官印主要是凿刻，平和方正，但结体略显松散，风格虽多自然苍茫之趣，但严谨不够，稳重、厚实、猛利亦不及前代。西晋官印一度以华美为尚，质地优良，制作精美，其笔势之劲健，结构之严密，字形之方峻，颇有回归汉印之风貌。西晋时曾流行过六字印，但像“}胃阳邸阁督印”这样印文读法并不多见。
魏晋时期还有不少杂号将军印，如“裨将军印章”（图2.3-147）、“建威将军章”（图2.3-148）、“牙门将印章”（图2.3-149）等，虽不如汉将军印规范工整，但又比十六国、南北朝的将军印制作精整。
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官印除了后赵石氏官印在钮式、篆刻上较为精美，且风格刚劲峻健不让魏晋以外，其他各国、各代总的特点是制作粗糙、简陋，刻制草率。如十六国时期的官印有北汉的“右贤王印”（图2.3-150），前秦的“兼并州阳河蕈督”（图2.3-151），后赵的“邺宫监印”（图2.3-152）、“亲赵侯印”（图2.3-153），以及难以确定某国的“安平护军章”（图2.3-154）、“陇城护军司马”（图2.3-155）、“凌江将军章”（图2.3-156）、“虎威将军章”（图2.3-157）、“龙骧将军章”(图2.3-158)等，北朝官印有北魏“怀州刺史印”（图2.3-159），东魏的“太原公章”（图2.3- 160)、西魏的“临邑县开国公章”（罔12.3-161），这时期的官印还有“高阳子章”(图2.3-162)“阴密男章”等，南朝的莒印有“巴陵于相之印”（图2.3-163）、“冲寇将军之印”（图2.3 - 164）“庐陵太守簟”（图2.3-165）等，最难得的是陕西成阳渭城
曾出土一方金质北周皇后玺“天元皇太后玺”(图2.3-166)，阳文篆书，边长4.5厘米见方，天禄钮，令人大开眼界，似乎预示着秦汉玺印制度正在酝酿着重大的变革。
此时的官印都是凿刻而成的，多直刀刻出，草率而不加修饰，以致字形参差不齐，还出现了很多别字、简笔字。这个时期的楷书尚有众多所谓的“碑别字”，遑论已属古文字的篆书了。但印风荒率也有其独特的魅力，尤其是某些北朝的官印，构图紧密，字画刚劲，棱角森挺，体势雄浑，很有特色。这种荒率中的天趣，为后世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家所领悟，从而创出自己独特的风格。
2．私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多数私印仍然沿袭汉代私印的形制、文字，没有明显的区别，但也出现了一些汉代所没有的几种新样式：
第一，魏晋时期出现了“悬针篆”印章。“悬针篆”在三国时颇为流行，像魏国的《正始三体石经》中的篆书，以及吴国的《天发神谶碑》就是典型，特点是印文的主要竖笔每每延伸下垂作针尖状，如“冯泰”（图1.2-4）、“樊缵”(图2.3-167)、“王焕之印”（图2.3-168）等。这类印章还往往采用六面印的形式，如“张震”、“张震白疏”、“张震言事”、“张震”、“张震白笺”、“臣震”六面印。由于这类印过于突出形式，笔势单薄、孱弱，结体刻板，总体上缺少汉印的浑厚华滋。
第二，魏晋时期朱文印的数量骤然上升。由于秦汉官印几乎没有朱文印的踪影，私印巾朱文印所占的比例也很小，使后世在“印宗秦汉”时总有缺憾的感觉。此期私印中朱文印数量的上升，为秦汉印系统增添了极大的亮点。此时期的朱文印印体增大，套印、六面印增多，印体的工艺水平也有很大进步，典型者如“韩褒印信”(图2.3-169)、“李逸印信”（图2.3-170）、“刘庆印信”（图2.3-171）、“宋翔印信”（图2.3-
172)、“杨栩私印”（图2.3-173）、“盛典之印”（图2.3-174）等，文字采用典型的缪篆，精整、工稳，但总的来看，稍乏汉印的大气，而多了些板滞，少了些活力。图2.3-171 刘庆印信 图2.3-172宋翔印信 图2_3-173杨栩私印 图2.3 -174盛典之印
第三，出现了楷书印的踪影。这似乎预示着秦汉印章系统正在走向瓦解，如1981年陕西旬阳出土的西魏煤精印，印章通体为削成二十六面，其中十八面刻有印文，都是以北魏楷书刻就，如“独孤信白书”、“臣信上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