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纯精绝、清爽秀劲，堪与晋人媲美；行、草书师《圣教序》和黄庭坚等，古雅苍健、姿媚道劲。传世精品极多，如《莲社图跋》、《落花诗帖》、《四体千字文卷》、《西苑诗册》、《滕王阁序》(图2—35)等。
(二)华亭书派
明朝中叶，陆深、莫如忠、董其昌等一批华亭(上海)派的书家萌生顽颉吴门书派，超越赵孟烦，直追晋唐的理念，称为“华亭书派”。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世称“董文敏”(谥文敏)。书画皆擅，书法以颜书为根基，遍学诸家，好禅学，崇尚平淡天真。为了达到书风上的秀润，他讲究用笔虚、结字生、章法疏、用墨淡，极力追求一种逸雅清静的高远意境，影响明末到清代中期的书坛，堪称古代帖学的最后一座高峰(图2—36)，与张瑞图、邢侗、米万钟号称“明末四大家”。其代表作有《月赋》、《闲窗论画》、《琵琶行诗卷》等。
(三)晚明的叛逆潮流
晚明的文艺思潮是写“真”、“独抒性灵”，书风也发生了剧烈变化。这一时期，大幅长轴代替了手卷尺牍，激越奇崛代替了端庄雅正，成为书坛浪漫主义的主旋律。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风格鲜明的书家全面拓展了传统行草的表现力。
二、清代书法
清代书法，继明代狂放书风的余响，先以王铎、傅山为代表，然后转入对传统的全面探索和重建之中。又以乾隆朝为界，乾隆以前为“帖学期”，乾隆以后为“碑学期”。“帖学期”的书风受帝王影响，董其昌、赵孟烦书风先后主导书坛，出现了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翁方纲“清四家”。刘墉书形丰腴、喜用浓墨，人称“浓墨宰相”；王文治书形清秀，喜用淡墨，时称“淡墨探花”；粱同书工小楷，亦善擘窠大字；翁方纲书法以浑厚取胜，为时人所重。“碑学期”是清代书法真正的价值所在。随着金石、文字、考据学的兴起，自晋唐以来一直处于低潮的篆隶书法及墓志造像成为书家竞习的范本，重焕华彩，以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赵之谦为其中翘楚。同期的书法理论亦高张尊碑大旗，推动了碑学的传播，“尚质”书风风靡。
(一)王铎——“神笔”
王铎(1592一1652)，字觉斯，号嵩樵，河南孟津人。博学多才，工诗文书画。楷书学钟繇；行草宗二王，又参颜真卿、米芾笔意，将淹留之法与峻厉之气化为一体，用笔犀利雄健，结体回环盘纡，章法茂密连绵，墨色氤氲生动，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被誉为“神笔王铎”(图2—37)。其书法一扫千年书坛的纤靡之风，彻底解决了行草书在内涵形式和长轴巨幅之间相互矛盾的问题，书法成为时代心理的艺术展示，对现当代书坛乃至日本书坛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日本甚至还专门成立了“王铎书法显彰会”。
(二)邓石如——“国朝第一”
邓石如(1743一l 805)初名琰，字石如，后改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篆、隶、印皆臻大成(图2—38)。篆书以《石鼓》、《泰山》为体，融合汉碑额，善用长锋羊毫，形成笔力苍润，刚健婀娜的风格。篆从隶入，隶从篆出；书从印人，印从书出，深入秦汉堂奥。又将篆隶笔法融入楷、行、草中，极具创新，成功地实现了晋唐以来“帖学”向清代“碑学”的转换，誉为“碑派书法第一人”。
(三)赵之谦——“前海派领袖"
赵之谦(1829—1884)，字益甫、撝叔，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博学多才，金石书画，名满海内。楷书初学颜真卿，后融合魏碑，形成遒逸峻厚的“颜底魏面”风格(图2—39)。行书结体上保留了北碑的特点；用笔却多掺人帖法；章法上借鉴汉碑字距大行距小的特点，活泼交错，颇具新意，有“魏七颜三”之说；独具匠心的魏碑行书，拓开了一个新的行书境界。又以北碑笔法人篆隶，起笔均以方笔人，收笔则微按而出锋，化刚为柔，气机流宕，翩翩欲飞；清人篆隶之巧，无出其右。篆刻借鉴历朝刻铸铭文，开启清末以来的篆刻艺术，成为继邓石如之后的又一高峰。
